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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满文对锡伯语文的传承作用
论满文对锡伯语文的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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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满语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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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8-11-07 21:50
★★★
清代,我国北方的锡伯、达斡尔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曾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学习和使用过满语满文。然而,随着清代满语满文的使用逐渐衰落,以及满族改操汉语、汉文,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再使用满语满文了。唯独乾隆年间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锡伯族(现有3.3万余人,占全国锡伯族人口的19%)将满语满文完整地传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

一、 满语文对锡伯语文的传承过程

纵观满语文对锡伯语言的传承过程,大约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时空。在这漫长的时空里,处处都可见到满语文及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对锡伯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渗透,处处都可见到满语文对锡伯语文的形成所起到的透视功能和传承作用。这个过程按照锡伯族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习和掌握满语文的阶段。时间大致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比较集中地编入满洲八旗始,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迁新疆伊犁地区时止。这近一个世纪,是锡伯族由北迁南,最后在辽沈地区与满、汉等民族杂居,进而在语言文字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着重体现在受满族文化的影响逐年加深,学习“国语骑射”,全面而系统地学习满语满文。这一点从西迁到新疆戍边的那部分锡伯人所使用的满语满文的精通程度可见一斑。大致在乾隆年间,锡伯族已通用满语满文,也就是说,这个阶段锡伯族已经完成了向满语、满文的全面过渡。

第二阶段,是全面运用满语文这一思维和交际工具,振兴和发展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阶段。时间上大致自西迁始,至中华民国成立时止,约一个半世纪。语言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是人口的变化。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地区戍边屯垦后,建立锡伯营,按八旗筑堡定居,获得比较优越的政治地位,在半封闭式的地域里单一民族长期集中居住,屯垦开发形成的自给有余的经济条件以及稳定的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都给锡伯族广泛地运用满语满文这一为本民族所熟悉和掌握的交际工具创造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文化财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加之锡伯族和满族信仰、习俗方面十分接近,在锡伯族西迁以前的年代里满族的语言与文字已深入到锡伯族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当时满语又作为国语在官方语言中使用等原因,都对锡伯族使用满语满文,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形成的锡伯族的屯垦戍边文化及其大量的传世之作,大都是以满语满文为载体,记载并传播下来的。而这种语言现实虽然在清代中后期满语文逐渐衰落,满族逐渐改操汉语汉文,但对锡伯族而言受其影响甚少,因为这个时期满语文已经成为锡伯族首要的语言文字工具。

第三阶段,是“御制文化”解体,新的民族文化和教育逐渐形成的阶段。也是锡伯族使用满语满文的同时,吸收其他语言与文化知识和信息,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着手建立本民族语言文字体系 ——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的时期。时间上大致自辛亥革命始新中国建立时止。这个时期锡伯族在语言文字使用方面发生了令人注目的一些变化:一是曾经作为国语而使用下来的官方语言文字 —— 满语和满文,随着锡伯营八旗制度的废除,其使用面变得狭窄。二是“御制文化”迅速解体,代之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如潮如涌,富有活力的群众语言词汇大量涌现,使曾经相对稳定的满语受到猛烈冲击。特别是一批新式学校替代私塾,实行新的教学制度,废除过去用满语言教授的课本教材,改授全国统一课本和自编乡土教材,教学领域中满语言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三是自西迁以来,锡伯族使用的满语文便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发生一系列新的演变,这在词汇方面更显突出。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过去满语的旧词语不断消亡,代之而起的新词语不断涌现,从而给该种语言肌体赋予新的生命力。四是从清末起,锡伯族开始学习和使用满语文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文字,诸如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等语言文字逐渐地为锡伯族所掌握和运用,使锡伯族逐渐成为会多种语言的“翻译民族”。每一种语言必定会把该种语言的文化传播给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这种多种语言和文化的融汇,也给锡伯族的语言和文化以新的张力。

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锡伯族在满语满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系统 —— 现代锡伯语(书面语)和锡伯文。

第四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40多年。实现了语言文字的平等,确立了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的地位,使之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在新疆使用的六种民族语言文字之一。锡伯语文在锡伯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使用,发挥着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锡伯语言文字工作纳入职能管理,制定出有关的条例和法规,研究与规范化、标准化工具也走上正轨,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而过去使用的满语和满文,仍然作为文献语言和文字保留下来,成为对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发展大有裨益的宝贵财富。

综上,锡伯族由使用满语文转为使用锡伯语文,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是:学习和掌握满语满文(单种语文)—— 丰富和发展满文(在新疆)形成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锡伯语和锡伯文与汉语汉文及其他语言文字(双语、并继续保留满语满文)的双向操用。诚然,语言的变化是缓慢而循序渐进的,同一种类语言的相互转化很难识别其阶段性的差异和区别,因而现代锡伯语和满语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点。

二、 满语书面语的传承作用

现代锡伯文学语言(即锡伯语书面语)和满语书面语有着很深的

亲缘关系,可以说用满文记录的满语是用锡伯文记录的锡伯语书面语的主要来源。以建洲方面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满语书面语,在清代经过多次细致而严密的规范,曾经作为“国语”而推广使用大量的语文工具书流传于世,浩如烟海的满文典籍被锡伯族人民所欣赏。这一切都促使锡伯语的书面语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处在以满语书面语为基础的语言环境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代锡伯语书面语的语音系统和满语书面语的语音系统基础基本上相同。只是满语书面语有6个元音,28个辅音。锡伯语书面语有5个元音,25个辅音,元音和辅音共有30个音位。这虽然和满语书面语元音和辅音的分类有所差异,但这两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所表达的功能是基本相同的。比如发音习惯、元音和谐律及其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元音的阳、阴、中性分类,元音音位、辅音音位及分类,没有复辅音,词首不出现辅音r和ng等,这些都是锡伯语书面语和满语书面语共同的语音特征。二是词汇方面锡伯语书面语的绝大部分固定词汇同满语同源,可以说来源于满语书面语词汇。比如alin(山)、niyalma(人)、bithe(书)、mahala(帽)……等,构成锡伯语书面语语言主体的词汇基本上和满语书面语的词汇相同。在借词方面锡伯语书面语中虽然增加了外来语借词的成分,比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来自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和俄语的借词在逐渐增多,但在借用方法上依然采用着满语书面语传统的音译和意译借词手段,以保持外来语借词的一致性。在创制和规范新词术语方面,锡伯语书面根据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着重提倡“挖、创、借”的规范原则,在创制新词或借用外来词之前,首先从满语书面语文南中“挖掘”,给出旧词赋予新义加以使用。在词的构成方面,锡伯语书面语单词有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三种,这和满语书面语的根词、派生词、合成词的分类及其构成方式是相同的。在语法方面,锡伯语书面语具有粘着语的形成特征,在词根和词干后加表示某种意义的附加成分构成新词。构词附加成分按其连接的位置只有后缀,后缀的元音同词根或词干中的元音基本上保持和谐。名词、代词、名物化的实词有格范畴,有主格、属格、向格、宾格、时格等6个格。主格为零形词,其余各格借助于后缀(格助词)来表示。名词有单、复数和领属形式没有谓语性人称范畴。动词有时、式态等多种形态变化,动词陈述式区分亲知语气和非亲知语气。形容词有性质形容词和关系形容词的区分,有原级、比较级、最高级和名词化、名物化,名词化的形容词和名词一样有数、格的变化。连词不发达,但动词有发达的形动词形式和副动词形式起连词的作用。摹拟词尤其是拟声词非常发达,在锡伯语书面语中显得异常活跃(这方面深受口语影响)。锡伯语书面语句子的基本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种。主语、谓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其他是次要成分。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句法特点是:词组和句子都是词的结合体。句子和语言片断之间的句法关系分别呈表述关系、补充关系、修饰关系、并列关系和复指关系,使句子形成为单层结构和多层结构等等。以上锡伯语书面语的语法和句法特征与满语书面语的特征在主要的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可以从上述描述中看到锡伯语书面语和满语书面语之间的历史的诸多共同点,也可以看到满语书面语对锡伯语书面语的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满语书面语现已成为文献语言,而锡伯语言和锡伯语口语一样,为锡伯族人民所运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面和锡伯语口语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和口语“约定俗成”词语的书面语化使大量的富有活力的新词语在不断增加,也使锡伯语书面语和满语书面语曾经共同拥有的部分词汇处在更新改造之中,一些新的语法现象也相继出现等等。这都是满语书面语作为文献语言所不能具有,只有锡伯语书面语才能具备的新变化。总之,锡伯语书面语一方面保留着满语书面语的语音特点、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内存规律在继续发展。

三、 满文的传承作用

锡伯文一起到20世纪40年代,使用的是满文,用满文来记录本

民族的文学语言,创造了本民族光彩夺目的文化。这个时期满文在锡伯族的文化交流,发展教育等方面都直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锡伯族在使用满文的过程中,语言有了发展变化,为了使本民族使用的文字能有效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锡伯族人民自辛亥以后便进行了多次文字改革的尝试。这种改革起初以废除满文,改用外文字母方案,创制新文字为目的,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先后有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锡伯文新文字方案,拉丁文字母为基础的锡伯文新文字方案出台。前者因无群众基础,未能颁行便流产。后者即拉丁文字母记录的新文字方案,30年代末曾用来编写锡伯语文课本,在部分锡伯族学校实行实验教学,但也因诸多方面的原因未能付诸实施。1947年,锡伯族人民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还是使用满文才是最佳选择,但根据语言的发展需要对满文进行改进和改革。改革后形成的锡伯文废除满文长元音字母“ū”,由此将其与辅音结合形成的“阿字首”131个音节中13个新音节也废除,另增加区分“f”和“w”元音构成的音节书写形体的3个新音节,对辅音字母“k”与元音“a、e”构成音节时的两种书写形体只取用其中的一种书写形体,并对“i、ng”等字母的形体作了改进。继续保留满文固有的十个特定字及音节形式。从而使锡伯文成为有5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拼写外来语的10个特定字相拼构成121个“阿字首”音节,这121个音节分别与十个辅音相拼构成一千几百个音节。

上述在满文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锡伯文,无论在其整个文字结构、书写形体和特点等诸方面都保留了满文的完整性,使这两种文字成为同胎而生的姊妹文字,可能相互通用。而锡伯文只是对满文书写中显得繁琐的部分作了适当的简化和改进。

然而,锡伯文字的改革并未因此而停止。50年代中后期实行文字改革,制定并推行了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维、哈新文字。在这过程中,用斯拉夫文记录锡伯语的新文字方案也制定出来,并公布试行。至1959年又制定出以拉丁文记录锡伯语的新文字方案。以上两种新文字方案都没有实行,因为锡伯族人民决定仍然继续使用在满文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锡伯文。其间因种种原因,锡伯文的使用与教学被迫中止20年,一度出现向汉语文“直接过渡”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锡伯文的使用与教学、出版等事业重新恢复,锡伯文在锡伯族各个领域得到使用,并开发运用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继而,1991年制定公布的《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法》,对满文于锡伯文的传承性和1947年文字改革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对字母系统作重新调整,确认锡伯文元音字母5个,辅音字母25个,笔画25种,词头、词中、词尾形体110种。30个字母共有30个音位。规定九个辅音字母有的在内部和谐过程中,有的用来拼写外来语借词时可以并存的属于同音位的第二种书写形式。这样,将过去单独排列的十个特定字按音位归类,纳入锡伯文字母序列之中,从而锡伯文30个字母呈39个字形,其中有九个辅音呈一音两种字形。对历史上形成的“阿字首”和“十二字首”音节形式及其排列顺序作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并确认它们在教授锡伯语文中的重要作用,锡伯语文课本可能按此来编写。规定了元音和辅音字母词语书写中的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制定了词语分写、连写、缩写、语音脱落、增音、减音、变音等现象的书写规则,明确了书写词语和数字的移行规则。对锡伯语口语的“约定俗成”词语纳入书面语,也制定了有利于书面语发展的有关规定。对外来语借词的书写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使用符合锡伯文自左至右、上下竖写特点的16种标点符号等等。通过锡伯文正字法的制定和公布试行,锡伯文具备了简炼、易懂易写、便于记忆、更能区别语音语义的特点,从而使锡伯文的使用走上了标准化、法制化的轨道。

综上,说明锡伯文是在满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制而成的一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仍然包含着满文的诸多特点和功能。这就是一种文字对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种文字的历时的、共时的传承作用。正因如此,锡伯族人民在使用锡伯文以及汉文的今天依然对满文有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她的生活,来自她的文化,来自锡伯族共同体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满文曾对锡伯族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做出过其他文字所不能替代的贡献。又因为锡伯族人民在历史上如果离开了满文,在其生活、生产活动和文化发展中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四、 满文文献的传承与出版

时值今天,满文已经成为文献文字。但满文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文

献资料,对精通满语满文的锡伯族而言,依然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因为上述满语满文及其文化对锡伯语文和文化久远的传承中的特殊需要。锡伯语文工作者、研究、翻译、编辑人员和教师都把满文文献当做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在参照使用着。锡伯族民间广泛流传着大量的满译文古典章回小说,成为锡伯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有鉴于此,新疆民族古籍办和新疆人民出版社把整理出满文文献作为锡伯文图书出版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84年以来先后整理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满文文献。主要有:《重刻清文虚字指南》(1984年)、《古文观止》(一)、《三国演义》(全套四卷,1985年)、《唐诗三百首》(1985年)、《锡伯(满)语词典》(1987年)、《旧清语词典》(1987年)、《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满文,1987年)、《古文观止》(二,1988年)、《唐宋词一百首》(1988年)、《满语入门》(1989年)、《西游记》(全套三卷,1990年)、《慈禧太后演义》(上、下,1989年)、《六部成语》(1990年)、《满汉合壁西厢记》(1991年)、《满文教材》(1991年)、《诗经》(1992年)、《满文美术字》(1992年)、《单清语》(汉满对照,1993年)等。

综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锡伯族西迁以后的年代里,满族的语言文字与文化已深入到锡伯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锡伯族成员在历史的、现实的、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下,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使用并保留了满语满文,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满语满文及其文化遗产,对锡伯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的发展直到了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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