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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形象嬗变的合理性
论《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形象嬗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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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满族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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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09-09 23:02
★★★

 

    摘要:《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旗人文康写旗人生活的小说。然而小说的这一民族特点长时间被研究者所忽略,得到的评价也有所偏颇。本文正是从旗人独特的妇女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等民族角度出发,分析十三妹形象嬗变中的合理因素,以求对十三妹的形象塑造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

    关键词:十三妹;形象嬗变;合理性;满族妇女价值观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清代满族旗人文康“理想”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十三妹尤其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在文康的构思中,这个从江湖回归家庭、由侠女变成贤妇的女性是一个忠、孝、节、义兼备,英雄、儿女双全的完美形象。对于十三妹的这种“完美”,学界颇有微词,“侠女”——“贤妇”两段式的性格塑造亦无法得到评论者们的认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十三妹的形象是“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以后的研究者在论及十三妹形象时,大都不出鲁迅先生之右。孙楷第先生也认为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及结婚后,……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因此,“思想的陈腐浅陋”与“人物性格的割裂”也就成为《儿女英雄传》的两大缺陷历来为人所诟病。但《儿女英雄传》毕竟是一部由旗人写旗人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通过直接描述旗人家庭的生活,着意彰显了旗人的民族意识。因此,小说的这种独特的民族因素是特别应该给予重视的。从这个新的角度再次研读这本小说,也许会得出一些新的看法。以此,本文从满族的民族心理、文化习俗等角度出发,重新分析十三妹(侠女)——何玉凤(贤妇)形象嬗变中的合理因素。

    一、时代和民族因素制约下的主导思想与创作动机。

    要分析十三妹形象的变化,不得不先探讨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主导思想。《儿女英雄传》成书于咸丰、同治年间,此时的清王朝对外屈服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侮辱,对内无力控制官场的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就旗人而言,入关直至康乾盛世时的昂扬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当年勇武善战的优秀传统亦如同明日黄花,到此时是“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同治帝想有所作为,有意借狩猎演习骑射,结果上演了一出“诸环列至有预购雉兔,至临时插矢献之,而蒙花翎之赐”的闹剧。经济上,靠朝廷俸饷维持的八旗生计面临崩溃,耽于享乐、萎靡不振成为旗人的普遍现象,有宗室一针见血地说:“‘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二字当如是解也。”从中可以体味到旗人对本民族衰败的痛心。自然而然,希望重振八旗精神、昂扬民族斗志便成为八旗有识之士的普遍愿望,而文康就属此列。

    要说文康写《儿女英雄传》的创作动机,一是“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以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是“为理想,为叙他”;同时亦“有憾于《红楼》”,不满曹雪芹笔下的旗人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于是决意反《红楼》而为之,以长旗人志气。其实,文康写《儿女英雄传》的动因与曹雪芹写《红楼梦》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经历家道中落后,由自己的家族推及整个八旗,感慨于民族的衰落,于是著书以抒怀明志。只不过《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问,正值“康乾盛世”,于是曹雪芹重在揭露并批判华服掩盖下的腐烂,以起到“警世”的作用;而《儿女英雄传》的时代已是末世,有感于八旗之衰落,文康便重在理想,通过“作善降祥”以求疗救并重振民族自信心,起到“救世”的作用。

    因此,《儿女英雄传》中用来作榜样的安家,是文康心目中理想的“作善”的旗人家庭;小说的主人公十三妹,更是文康心目中理想的旗人女性。然而他笔下的完人只能是忠、孝、节、义俱全,英雄、儿女兼备,顺乎“天理人情”,恪守伦理纲常;安家的兴盛也不过是孝子点了翰林,贤妇整理家业,再加上邓九公、乌克斋这等朋友一掷万金的慷慨帮助。“作者究竟也还脱不了那‘世上人’的俗见”,较之曹雪芹对时代的超越,文康的思想打着深刻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无疑是有局限的,但文康思想的这种局限性只是作者个人的局限吗?有清一代,对进步思想的箝制强于以往任何朝代,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于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人们脑海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与《儿女英雄传》同被鲁迅视为清之侠义小说代表的《三侠五义》及其续作就坦言“所言皆忠烈侠义之事”(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且“古来剑仙侠客,哪一个不是从忠孝节义四字做起?”(《七剑十三侠》)在这种普遍坚守封建伦理纲常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十三妹之崇高就体现在集“忠孝节义”于一身,这并非难以理解之事。“小说家当然也必须努力使侠客之举止符合当时人的伦理道德标准,……当代人觉得顺理成章,非如此不足以快人心。至于后世读者是否欣赏,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若说文康的思想有局限,那么这种局限也首先是时代的局限。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文康作品思想的局限性有其存在的理由,并非为其局限性张目。

    此外,民族因素也制约着文康的思想。作为有清一代统治阶层的满族,出于现实的统治利益,对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坚持比汉人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满族于白山黑水间崛起之时尚处于奴隶氏族社会阶段,但清兵人关后,满族主动吸收了汉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能够迅速脱离部落民族的野蛮状态并达到成熟和完善。经过数代皇帝以身作则的提倡教育,再加上清代满族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已成为每个旗人主动秉持的道德观。文康本就以身为旗人而自豪,又怎么可能摆脱本民族的道德观?因此,公正地说,文康思想的局限是民族的、时代的局限,绝非其个人之力所能改变。

    文康的思想的确没能超越他的时代,但若说是腐败透顶倒也不尽然。清人平步青就评价说这部小说“于家庭细故中,发出天理人情,似迂拘,而实通达”,“文康的昼梦,只是去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是常情”,要一个旗人去反科举,恐怕也不太现实,何况作者“对‘人之情’的认识比较开明”,“是表达了一些新观念”,他的思想还有一些进步的地方。可以说,在当时旗下文人中,文康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有局限但不无通达之处,有点迂腐却有着浓浓的“人情味”。正因为如此,我们反而可以通过对当时旗人普遍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考察,进而把握《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和审美标准。我们评价小说中的人物,也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民族背景下来考察。用今天妇女个性解放的标准来要求十三妹未免强人所难,忽视她“旗人”的民族身份恐怕也会造成人物形象的误读。

    二、“侠女”与“贤妇”的结合——独特的满族妇女价值观。

    十三妹是文康着意塑造的完美的旗人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即便是在明清小说纷复的人物群像中也显得十分独特——她是英姿飒爽的“侠女”与恭谨能干的“贤妇”的结合。这种将近乎矛盾的特质集中于一人身上并大加赞美的写法,是评论者们无法理解的。而通过挖掘它背后独特的满族民俗和民族心理却可看出,作者心中满族妇女的“完美”之处恰恰正体现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上。

    先说“侠女”。《儿女英雄传》历来被批评为思想迂腐、满篇的封建伦常,若果是出自于这种原因,那作者只需塑造一个《列女传》中的节妇就行了,何必费尽心思地安排一个神龙不见首尾的“十三妹”?而且一波三折的故事累得燕北闲人“一丸墨是磨灭了,一枝笔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这岂不是有喧宾夺主之嫌么?假如“侠女”一节单纯是为吸引读者而写,“著此书以自遣”的文康大概还缺乏这种动力。事实上,十三妹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侠义之举,文康是由衷欣赏的。这一点,与旗人妇女尚武好侠的风气不无关系。满族由母系氏族向封建文明的过渡只有很短的时间,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八旗人关多年后仍然大量存留着。直至清末旗人仍信奉的萨满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旗人女子持家、重内亲、重小姑等风俗直至清末依然保存着。可见,旗人本身就有尊重女性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基础。此外,满族又是一个尚武的北方民族,在粗犷豪放的关外生活中,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骑马射箭。有清一代,杀敌立功的八旗巾帼英雄大有人在,闺阁之中好侠尚武之风亦不是汉族可比的。因此,在旗人中又有向往女性英雄的普遍价值观。文康把十三妹的侠义之举看作是她的一番“英雄”事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论“贤妇”。从现存的《儿女英雄传》四十回的规模看,小说有近三十回的篇幅是写十三妹恢复何玉凤身份,由侠女回归家庭并治理家业的故事,可见文康更加重视何玉凤这一“贤妇”形象的塑造。但婚后的何玉凤历来为研究者所不喜:“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红线、隐娘之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想作夫人,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打定主意要“作善降祥”的书,此书又“原为十三妹而作”,文康当然要为十三妹安排一个最好的归宿——回归家庭的“安乐窝”。这种安排对一个女子而言,莫说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时至今日依然得承认是最有人情味的。问题在于婚后的何玉凤是否就变得和“流俗女子”一样平凡了。

    文康是从未把十三妹当成平凡女子来写的,“你看那十三妹那等侠气雄心、兼人好胜的一个人,如何肯认‘寻常女子’这个名目?”而要说到晚清京师一带的“流俗女子”,嘉庆后成书的《燕京杂记》记载说:

    “京中妇人不知织紝,日事调脂裹足,多买肉麦生果等物,随意饕餮,家徒四壁。一出门,珠翠满头,时装衣服,长短合宜,居然大家风范。《日京遗事》云‘内无担石之储,出有绮绫之服’,于此可见。”

    光绪年间夏仁虎的《日京琐记》也记载道:

    “懒惰之习,亦所不免。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人家妇女,非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

    可见安老爷逛庙会遭遇到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良家妇女才是真正的“流俗女子”呢!

    与之相比,何玉凤新婚不几日,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菊宴箴夫,“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二是主持家政,“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儿女英雄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述安家兴旺发达的过程,何玉凤做的这两件事对这个旗人家庭的富贵是至关重要的。旗人是清代的特权阶层,“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像安家父子这样的旗人家庭,虽非宗室,但已“世职袭次完结”,又不农不商,只能走科举一条路,“靠读书上进”。安老爷作官失败,心灰意冷,却告诉儿子“只是生为国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什么?”在旗人当时的特殊地位上,这话倒也实在。安家这种旗人家庭要“贵”起来,只有靠安骥这样的“好儿子”走仕途一条路了。而一个子弟成为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的几率实在太大,文康那几个将“先时遗物斥卖略尽”的“不肖”儿子就很具有代表性。何玉凤行的酒令虽俗,但也“逼得懒驴子上了磨”。成就丈夫是她的目的,要说自己想当夫人则不见得。

    何玉凤主持家政对安家的意义更为重大。文康写书的时代,八旗经济面临崩溃,八旗生计无法维持,下层旗人自不必说,许多旧时大家此时都陷于贫困,“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其实,所谓的“八旗生计”问题在康熙年间就已初露端倪,乾、嘉以降更发展为无药可救的痼疾。旗人除当兵外不事生产,能够坐食粮饷的八旗制度不仅导致了贪图安逸享乐之风的盛行,旗人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以吉林乌拉一地为例,根据乾隆六年(1741)的调查,在三千余满洲兵丁中,富户仅有二十一户,而贫户(“有食无衣”者)和赤贫户(“实无赡养”者)计有一千八百五十三户,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关外是满族的“发祥重地”,相对而言地广人稀,经济上一度还比较宽裕,此时却已到这般田地,那么京师那样的都市地区就更不用说了。乾隆年间“出旗为民”的政策就是在八旗生计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八旗生计”问题同样也反映在满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镶黄旗作家和邦额在《夜谭随录》中的《某马甲》、《谭九》等篇中,就揭示了八旗制度的衰朽给旗人带来的生活贫困和精神损害。《儿女英雄传》也毫无例外地反映了旗人的经济困境。在旗人生活大都窘迫的经济状况下,安骥就算作了官,安家若无能管理家业的人,也不能“富”到哪去,何况安家父子根本不会过日子,家里烧的柴都要用银子买,安太太也只会“勤俭”一路,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不破产都属万幸。文康用大篇幅写何玉凤主持家政,也是针对了旗人家庭特有的经济困境。

    此外,满俗是女子持家,这种习惯直至民国初年在北京郊区满族营房的旗人仍然保持着。《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春的理家就是这种风俗的体现。不同于汉族女子只管理家庭琐事,旗人妇女能够行使家庭的大权,掌管家庭收支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管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是需要才干的,若王熙凤、探春者,莫不具有杀伐决断的手段和魄力,《儿女英雄传》中要找出具备这等才干的当家人,非何玉凤莫属。安老爷也说张金凤是个“细腻风光”,叫她“料量米盐”,是个辅助的角色,而“玉凤媳妇是个明决气象,便叫她支应门庭”,是家政的一把好手。在文康的时代,能够“支应门庭”的女性就是脂粉裙钗里的英雄,决不能归人“平凡”的行列,更何况何玉凤一“上任”就抓住了家庭经济的关键:核查庄田。旗人大家在入关时都圈占了大量的庄田,但田庄“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钩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疾……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之然也。”文康用大量笔墨写何玉凤查田收租,大概是看到了他自身家道中落的经济原因。这种实际的眼光使得他笔下的何玉凤在理家的见识和能力上大大超越了扣月钱放高利贷的王熙凤和只能在大观园的花花草草上赚几两银子的探春,何玉凤的理家也就大获成功。

    由此可见,婚后的何玉凤并没有忘却“英雄”志向,一路归到顺从软弱上去。较之十三妹搭救安公子张金凤时的利落妥帖,何玉凤有所作为的志气未变,果断处事的气魄未变,明智决断的才能未变。“侠女”的仗剑救人、除暴安良与“贤妇”的箴夫上进、支应门庭都是作者敬佩的“英雄”之举,都是“立一番事业”,并不是前半“英雄”、后半“儿女”的两段式割裂写法。何况在文康眼中,“儿女”和“英雄”原本就是统一的:“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缘起首回)十三妹之所以有能仁寺救人的“英雄”之举,是被安公子千里救亲的孝心所感动,这种侧隐之心就是“儿女”心肠;嫁入安家侍亲持家亦是“英雄”之举,对亲人的亲爱同样出于“儿女”之情。“儿女”和“英雄”本身就是不可割裂的,它们互为表里,是人物形象内外两个角度的表现。

    此外,周作人在谈到十三妹时认为“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她们尚武好侠又能治家理财。震钧在《天咫偶闻》就记述了这样的旗人女子——竹友女士:“时竹友甫髫龀,及门数载,有夙慧,喜吟咏。博览群书,好谈忠孝节义及聂隐娘、红线诸故事,眉飞色舞,跃跃欲试。自恨身不为男儿,笞兵万里,取封侯印。盖闺秀而具有豪侠根器者也。事亲孝,归御前侍卫忠善亭。未一载而寡,家徒四壁,立立夫兄荩斋公之子吉顺荣帆为夫后。时尚黄口,抚育教养,为两营婚娶,费不赀,半藉针黹以给,艰瘁备尝。……竹友年及五十,已奉诏旌门。……未几,……得晋封太恭人。”

    而昭梿的《啸亭杂录》中也记载了“和孝公主”之事:

    “和孝公主……为纯皇帝最幼女。……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逐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渥。下嫁于丰绅殷德。时驸马恃和相势颇骄纵,公主日:‘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后和相籍没,驸马继殂,公主持家政十余年,内外严肃,赖以小康。”

    这些都是生活中真实的旗人女子,与十三妹的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文康笔下的完美女性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十三妹——何玉凤的转变有着现实社会中旗人妇女的真实基础,而八旗文人对这种能干女子的评价是很高的,震钧就评价竹友:“自古讫今,能诗者谓之才女。然或有才无节,如文君、文姬、朱淑贞之流,虽有才曷足贵哉。春秋时以节见者,惟卫共姜、宋伯姬、纪叔姬,节而兼才者,盖尤难焉。”同是满族作家,震钧的思想与文康何其相似,虽都是当时封建道德伦常的那一套,但不可否认在当时八旗文人心中是普遍现象。侠女——贤妇的结合正符合了当时对旗人妇女的一般审美标准,因此十三妹——何玉凤的嬗变并非是文康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的背后有民族的独特合理性。

    三、十三妹“侠女——贤妇”形象转变的旗俗背景。

    随着十三妹人生角色的转变,她性格亦表现出极大反差。侠女十三妹仗剑江湖、潇洒玩世,行动说话无不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婚后的何玉凤却恭谨谦让、低眉事亲,成为标准的好媳妇,使得今天的读者读来十分不舒服。殊不知,这与旗人重女轻妇的习俗有莫大关系。

    八旗女子未嫁在家时地位颇高,比汉族女子多受教育的机会,亦有较多自由,嫁人作媳妇后则是两样光景。徐珂的《清稗类钞》就提到:

    “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巨会食,翁姑上坐,小匝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匿,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

    又“小姑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尊之为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矩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处于众中。……光宣年间……此风乃因之少戢。”

    公正地讲,旗俗中这两个阶段的人生角色反差实在很大,然而哪个旗人妇女不是由“姑奶奶”变成媳妇的呢?民族习俗是长时间约定俗成并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遵循的行为方式,并往往积淀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取向中。因此,从姑娘向媳妇的转变对每个旗人女性来说都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自幼假充男儿教养、泼辣能干如王熙凤者,贾府元宵开夜宴还只能“在地下伺候”;四十三回贾府的女性聚在一起,“宝钗姐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赖大母亲都能坐着,王熙凤却“只管地下站着”。满族本就是个重礼节的民族,文康又要故意彰显旗人家庭的“老规矩儿”,作为安家媳妇的何玉凤焉能拿出在能仁寺两句不合就拔刀的作派来?这种重女轻妇的风俗在八旗之普遍,莫说何玉凤不能免俗,贵如皇后亦不能免。清人何刚德的《春明梦录》有记载:

    “……隆裕皇后后至,文忠路与之遇,并不下舆。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倬云日:‘臣妾一体。皇后特妾耳,大臣无避道之礼。’殆亦满洲重女轻妇之故欤?”

    十三妹的祖父翰林出身,父亲官居二品,她本身就是旗人世家的小姐;况且何父遭难时十三妹已经十六岁,恐怕在当侠女之前,这种媳妇要恭谨顺从的习俗观念她就已耳濡目染深入骨髓了。行侠仗义的痛快潇洒,那是当姑娘时的事,到了结婚那天,恐怕心态自然就转了过来。何况十三妹当侠女本就是出于无奈,文康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

    “想我当日在悦来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在我心里,不过为着父亲的冤仇,自己的委屈,激成一个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儿,不作则已,一作定要作个痛快淋漓,才消的我这副酸心热泪!”(二十二回),“及至到了那座青云山栖身,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换些担柴斗米;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看人眉高眼低,却叫我把甚么奉养老母?论我所能的,就是我那把单刀。无法,只得就这条路上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及至走了这条路,说不尽的风尘肮脏,龙蛇混杂。”(二十五回)“只因她一生不得意,逼成个激切行径,所以宁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二十七回)

    因此,何玉凤在婚后能够转变为称职的媳妇,是回归本性的表现。而倔强要强才是十三妹性格的主要方面,“她自幼儿就自己为难惯了自己的了”,如今“早把从前作女儿时节的行径全副丢开,却事事克己,步步虚心的作起人家,讲起世路来。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羞脚的小家气象。……因此,该说的就说,该问的就问。”(二十九回)由于十三妹的这种倔强的性格,才会宁可刀口讨生活也不低头求人;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好强,何玉凤作媳妇也要作个众人钦服的好媳妇,并非一味地唯唯诺诺、软弱顺从。这才是十三妹(侠女)——何玉凤(贤妇)形象嬗变中贯穿始终的性格基础。

    十三妹的性格转变不仅有合理的心理动因,作者也注意了她角色转变的过渡与呼应,因此安排了很多细节,以使这种转变有迹可循,不致太突兀。如二十四回写十三妹立志出家,却不是念经的料:“只是她天生的那好动不好静的性儿,仗着后天的这片心,怎生扭得过先天的那个性儿去?起初何尝不也弄了个香炉,焚上炉上好香,坐在那里收视返听的,想要坐成个‘十年面壁’;怎禁得心里并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次中怎的,便如万马奔驰一般,早跳下炕来了。”为表示不忘十三妹时的高强武艺,何玉风尚处新婚,便要应付一群宵小以展悦来店能仁寺之余波:为回味十三妹之威严,菊宴箴夫的何玉凤的那篇话就严厉得让丈夫下不来台,而且还让安骥想到“那位萧史先生可是说的出来干得出来”的脾气;此外,据书中伏笔来看,后十三回要写安公子的业绩,但不论是查案还是平叛,十三妹无用“武”之地是不可思议的,只凭安公子的那点“缚鸡之力”,“当夫人”真不知要等到何时了。

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独特的满族文化习俗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儿女英雄传》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旗人的独特心理结构和审美取向,因此能够重新审视小说的主角由十三妹(侠女)向何玉凤(贤妇)的形象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以往的评论者所评价的,是性格分裂、行动殊异的荒谬失败之笔,在十三妹的性格嬗变中有特殊的生活习俗规范的合理性,有前后一致的性格特征,也有现实生活的真实例证。她倔强要强,武艺高强又聪慧能干,仁侠好义也至情至性,是一个光彩照人的旗人女侠形象。这个形象是晚清封建末世八旗文人的普遍审美观影响下的“完美”女性形象,也是按照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定做”的理想形象。客观来说,十三妹——何玉凤的形象塑造是做到了前后统一的,性格割裂不是小说的关键缺陷,作者没有超越时代的眼光,没有摆脱封建纲常的思想束缚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而《儿女英雄传》后半部的结构平板、笔力不足等缺陷也确实使得婚后的何玉风形象没有十三妹丰满生动,这也是读者不喜贤妇何玉凤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十三妹的形象虽“完美”,却无法撼动人心,又何若那些用短暂却绚烂的生命光华震撼每个灵魂的《红楼》女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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