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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之间的雍正
康乾之间的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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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宫档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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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02-01 1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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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实实在在地认识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细细解读雍正档案。笔者近十几年来,曾对雍正朝三万多件档案通一梳理编辑。这巨量的原始秘档,或是御笔写就的朱谕,或是口授承写的旨令,更多的是详加批点的密折,一函函,一件件,均出自雍正,缘于雍正。透过这数以万计的雍正档案,我们看到,雍正皇帝的为人治世有着其显明的性格特征,这就是高扬务实,大力反虚。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1.“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2.怒斥“附合与“迎合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已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3.“做实在好官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
,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君臣之间的一种机密通信文书,康熙一朝总共才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准写折子。到雍正时,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而日渐确定下来。在雍正朝,有权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的人多达一千名以上。这样,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数以万字的奏折,他自己就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那么,雍正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奏折的呢?

    1.没事找事奏报是耍小聪明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达宫门。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

    雍正二年(1724)二月,云南曲寻武沾总兵杨鲲有折子谈到,日前在京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谨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批复中纠正道: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同年闰四月,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请求,希望朝廷准许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他: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里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雍正认为,一件奏折,臣工缮写和皇上批阅都要耗费时间,递送人员一路往返费用也很大,因此没有必要的奏报实在是有害无益。尽管雍正很器重田文境,但也曾因奏折过多而责怪他:“你差人奏折特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

    葛森其人,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臣,算是雍正的亲信。他在贵州当布政使时,也因奏折太多而受到雍正的责难: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密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2.若能实力奉行,胜过来陛见十次

    清代臣工奏事,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雍正三年(1725)十月,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同样的批示,还见于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广襄阳总兵杨鹏奏请陛见的折子上:你若能恪尽职守,遵朕训谕,实力奉行,凡所见所闻据实入奏,不欺不隐,比起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行套礼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一次,新任湖广提督张正兴请求陛见,雍正批谕:你刚刚到任不久,临行前朕已谆谆训谕,还有什么可说的?“若不能心领实力奉行,便频来陛见,何益之有?

    对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进京陛见的批评更为尖刻,雍正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见。这里,雍正强调的是,臣工不当把心思放在与皇上见面上,重要的是不欺不隐,实心办事。

    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密报是否勤,说的是否动人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3.报喜更要报忧

    雍正认为,地方情况如实上达,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雍正二年(1724)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雍正当面训导他:“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已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雍正六年(1728)六月,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

    雍正警告臣工,如果奏报的不是真实情况,实在是有害无益。他在广西巡抚金鉷的一件奏折上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不可有一字欺骗隐瞒,一点儿都不能粉饰含糊。他犹恐这样说还强调得不够,又晓谕道:“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一据实不隐。雍正接着谈到,地方百官都能如实奏报了,当皇上的才能倚赖不疑,这样就是诸臣没有折子送来,朕也放心。不然的话,不知道你们隐瞒了什么事没有报,也不知道你们奏报上来的又是怎样粉饰的,则朕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虑了,这不是爱朕,“正所谓苦朕之举。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自雍正元年(1723)开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直言时政弊端、君王过错,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公开表示“服其胆,对朝中九卿大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毫无顾虑,朕不但不怪责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五月,岳钟琪将他四月间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沿途所见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在任用内外官员上,除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1.清除平庸的“木偶

    雍正指出,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
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勤慎,但才识不行,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素无大过,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理公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却也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将仇元正勒令休致,另换精明强干之员。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还有,山东曹县知县王锡玠,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难以混下去。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2.“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惠士奇其人,才学出众,十二岁就做得一手好诗,后来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惠士奇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在是难以找到的,因此他以清廉著名于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舞文弄墨,至于行政管理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

    雍正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题请。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3.只知遵旨乃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反复告诫百官,须视本地风土民俗酌情执行朝廷谕令,反对不加思索机械地贯彻。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以吏治兵民为念,凡有济天下者,必下谕旨,谆谆告诫,对臣工条陈得当者,亦乐为采纳。但朕一人所思固难周密,况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对平时所颁上谕及经臣工奏请谕令实行之事,如有与本地方本衙门不够允协妥当之处,可以便宜行事,自加损益,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入告便可。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朕身有过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雍正深知他的一言一行对内外百官都有莫大的影响,身为帝王若贪图虚荣,务实治世则无从谈起。因此,倡导以务实思想治天下的雍正,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他本人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以万能自居,而是以不知为不知。

    1.坦率承认“朕不洞知

    雍正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雍正四年(1726),四川布政使佛喜奏请奖赏民人开垦田地,雍正回话给他:这等事若果然可行诚然极妙,但不可沽一时之名,致他日应酬不来,“总在你取出良心来斟酌为之,朕实不达外吏之事,不便谕应与褚病!绷焦阕芏娇棕公懺凸阄縻舫枪僮锏厥褂梦侍饩叱首嗾巯蚧噬锨胫迹赫盟朐乒笞芏蕉醵┥套冒炖恚⒃谡圩由闲吹剑骸半薏欢粗胤角樾危岩孕汀!?/p>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雍正六年(1728),贵州提督杨天纵曾密折陈述黔省田赋情弊,雍正把这一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鄂尔泰,叫他与巡抚沈廷正会商料理,并说:“朕原无定见也,卿斟酌次第为之。

    2.不做掩饰的“朕之过

    如何对待过错,雍正有过不少的论述,他常常训导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朕之过也有一个较为实在清醒的认识,而且,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雍正三年(1725),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后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想捐献银两修工程,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惶恐不安中,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这次,雍正看了王钧的履历,在了解情况后,作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雍正叫浙江巡抚傅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告诉王钧,并下旨劝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了。最后王钧百感交集,还是坚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雍正责骂百官有些如同儿戏,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知错后公开认错的坦荡心胸。

    雍正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十一年(1733),湖北巡抚王士俊有奏折谈到:“止知有君,不知有人。雍正就此批复:“虽但知有君,当观君之是非;便不知有人,亦当审人之邪正。雍正认为,“君和“人都有对错之处,这还是比较客观实在的。

    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并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过,这本身就需要有抛弃虚荣面子的勇气,讲求务实的精神。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雍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反虚的思想。的确,雍正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帝,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雍正以务实精神兴邦国治天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是颇多的。尽管雍正务实反虚有某些局限性,有其封建帝王不可逾越的篱笆,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雍正的务实思想,在虚诈成习的封建官场有其闪耀火花的可贵之处;雍正高扬求实反虚的旗帜,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务实反虚的举措,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长河中作用独特,意义重大。正是雍正以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治国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积弊,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雍正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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