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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铁骑:八旗子弟
远去的铁骑: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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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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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08-30 11:03
★★★
 

穿民族服装的满族妇女。

满族鞋。

满族小学的学生。

汪宗猷老人。

位于今天广州市海珠中路的满族家庙观音楼几经风雨,现今成为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办公地址。

今日1.8万八旗子弟

  如今,以往热闹的天字码头和中山六路一带仍然繁华。走在八旗二马路上,除了一些旧的建筑宛如记载历史的纪念碑树立之外,再没有多少历史的影子,更难见满族八旗的痕迹。

  今天的广东满族多是当年驻防广州的八旗子弟后裔,以第八代到第十一代居多,目前满族的小学生可以在已有57年校龄的广州满族小学里接受良好教育,满族先人的坟墓区也得到妥善保护。

  200多年前6000名八旗旗民发展到了今天1.8万人口规模,大部分聚居在广州市,说着广州话的满族人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人群中,人们已经很难再将他们区分,但是他们民族的根不会因为他们的改变而改变。

“八旗”的由来

  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由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录制基础上建立。每300人为一牛录(以后人数有变化),每一牛录设一佐领,佐领下设两副手骁骑校,每5牛录甲喇(即队),每5甲喇为一旗,1601年始建四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和正红旗。1615年又增设四旗,称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清朝统一满洲后,太宗皇太极为加强对旗人的束缚,增强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并为扩大军事实力和笼络人心,又建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祖宗袋”装什么

  过去在广州满族家庭的大厅里,墙上总挂着一个黄色或者红色的布袋,里面装有衣服、弓箭模型,以及筷子、谷粒、大麦等,都是第一代离开东北老家时带的一些故土纪念物,一般不能随便打开看,在除夕夜,全家要叩拜祖宗袋。祖宗袋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现在只是作为纪念先人的纪念物了。

南方网讯 如果不了解200多年前驻防广州的八旗兵,就无法理解现今生活在广东的1.8万满族人,他们多是200多年前进驻广州的八旗后裔。

  在广东历史上,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先例并不鲜见,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就有数万征战的将领、士兵留驻,与当地人融合,中原文化开始浸润岭南。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的军事移民相比,清朝的八旗兵丁移民规模并不算大,只是这次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占人口少数的民族主动迁向多数民族中来。

  清室建朝之初,八旗铁骑踏遍关外塞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平定关外诸藩,中原初定,分遣八旗兵马驻守全国要地,两年后,3000京旗汉军南下广州驻防。75年以后,广州府地位日益重要,乾隆帝再次派驻满族八旗来粤驻防,经过11年分批抽调北京、天津八旗,驻广州满八旗达到1500人,与汉八旗分区驻守城池。

  这1500名满八旗家庭子子孙孙均出丁世袭旗兵。经康乾盛世后转衰,到清朝覆灭。八旗解甲,直至今日,历经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广州八旗子弟见证了沧海桑田巨变,命运多舛,他们的后人占今日1.8万广东籍满族居民的绝大多数。

  84岁的汪宗猷老人也不例外,他是第八代八旗子弟完颜家族的后人,从他的家族变迁可以洞悉那段历史。

  三回家乡故土不再

  八旗二马路、八旗会馆,这些广州地名依稀可见满族活动的蛛丝马迹,今天这样的线索已经为数不多,时光倒流到247年前(1756年),广州光塔街以南至大德街(今天光塔、纸行、诗书及解放南)一带,均是满族八旗兵驻防范围,直到92年前(1911年),这种局面仍没有大的变化。八旗铁骑和满族女人的旗袍伴随着广州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历史很容易被现实冲刷,今天的道路早已没有了八旗铁骑踏过的痕迹,就连那段历史很多人甚至已经忘怀。

  然而84岁的汪宗猷老人却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他是驻防广州满八旗兵的第八代,女真部落和辽金及清代赫赫有名的完颜氏后人,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继任者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偏安,激发诗人林升留下“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古绝骂,完颜后人在清朝多改汉姓王或者汪,自完颜家族汪全德三兄弟1756年陆续来广州驻防以来,已经经历10代,在镶红旗第8代汪宗猷之前,祖祖辈辈均是驻防八旗子弟。

  汪宗猷老人曾经3次重返东北老家,一个半世纪流离之后,已物是人非,故土难寻,先辈村落已无稽可查,即便去到家族南下前中转的北京、天津,3次到北京市郊的满族镶红旗村走访,仍无音讯。八旗祖辈的踪迹还是他在查阅散落的家谱和各种资料后,终于梳理出了大致线条……

  清军1844年入关,建立王朝平定四方后,征战四方的20万铁骑逐渐转为各地驻防,满族原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全民皆兵模式,后来被职业旗兵取代。康熙二十一年,在全国划出97处要地,派驻八旗兵驻防,其中京畿附近派驻25处、东北满族老家44处、新疆8处、内地驻防20处,20万大军一半分驻东北、新疆和京畿,另一半分驻江宁(今南京)、京口、杭州、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等内地20座要城。

  在驻防京畿的八旗中,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正黄、镶黄和正白三旗守卫,皇帝亲自担当统帅,维护王朝凤銮,称上三旗,而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五旗由亲王等要臣号令,称下五旗。但在京畿之外的驻防军中,各地的八旗并没有上下之分。各地八旗军由钦命将军统领,将军一般为一品要员,相当于现在的各军区司令员,但管辖范围小得多。由于广州由满八旗和汉八旗分别驻守,将军之下设立二品大员左都统和右都统,分别管理满汉八旗。各旗再由协领和佐领管理。

  汪宗猷家族称为落广祖一世祖(家族中第一个到广州的开拓者)的汪全德1756年先期随部队移驻广州,属于镶红旗,按照满族八旗规矩,三年驻守期满,八旗兵可以回到皇城根下或者东北老家,驻扎在广州的八旗兵已经做好服役期满回老家的准备,人死了也只是暂时安葬在塔形的草坟里,没有墓碑,打算部队调防时将先人尸骨带回去,但是乾隆后期要求永久驻防的一纸命令,改变了这批分守全国各地八旗子弟的命运,使他们的根漂散在97个驻防地,成为今天分散全国各地的满族先辈。

  自汪全德之后,汪家永久驻扎广州,直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寿终正寝,他们家族七代八旗子弟,都没能带着先人尸骸返回东北老家,就连他们自己,也都被后人葬在了新的故土广州。

  盛世转衰生活窘迫

  汪全德等首批满八旗来广州前75年,这里就由外地调入的汉八旗驻防,随着广州府地位日益重要,1756年起11年内,分6次抽调京旗和天津满兵1500人驻扎广州。这批八旗兵源自东北,再次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来到南疆。而八旗军官则舒服一些,多从水陆乘船南下,从海路进入珠江到达天字码头,接受广州府地方官员的迎接。暂住江边的八旗会馆,或者直接进入军营。

  当时满汉八旗分防广州,但两军驻守界限严格,不但八旗子弟不得与城市居民混杂居住,满汉八旗之间不能混居,而且满八旗之间也都有各自管辖地界,保持相对独立。汪全德所属的镶红旗驻防由云台里起,沿学宫街、米市街北段、光塔街以南一带到仙羊街(今天的海珠中路)街口止;再由甜水巷北段起,沿仙邻巷北段、进士里(今进步里)北段至杏花街止一带。

  汪全德做将军秘书之类的差事,教授清军文化知识。那时普通八旗兵“马甲兵”一年可以领饷银43两,米23升,还有住房和马匹这样的福利,以乾隆年间生活水平算,一个马甲兵可以养活一家8口,一品将军的收入是旗兵的50倍。

  八旗兵在享受国家工资福利的同时,牺牲了很多人生选择,军队要求他们不能种地、不能去做买卖,而且不能离开广州城5公里,如果实在有事情,必须向八旗衙门领票请假,还规定八旗兵不能同汉族通婚,禁止通婚的禁令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被取消,不过那时距离清朝覆灭也为时不远了,设立种种限制保证八旗兵成为永久战士制造机器。八旗子弟牺牲很多自由来换取旗兵薪水。一旦出逃被追回则要被杖打一百大板。

  到了清朝中后期物价上涨,但是八旗薪水从来没有变动,“乾隆年间一担米几角银子,到了咸丰年间,每担米已经要一两多银子。”八旗兵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辛亥革命之后,八旗兵解甲,满八旗制度在广州经历150年后走向灭亡,八旗子弟一下子也失去薪水,自谋生路,一些人走上市场,做起水果、蔬菜小贩。据说那时满族小贩占了广州街头“走鬼”的不小比例。

  这些年间,八旗兵看守城门、驻防操练、练习骑术、射箭等,除鸦片战争之外,少有作为,即便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鸦片战争中,八旗兵的战绩让人汗颜。也有一些拿着俸禄,乏事可做的八旗兵斗蟋蟀、玩鸟雀,吃喝嫖赌,沾染了不良生活习气。

  汪宗猷老人介绍说,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萨骑马”的恶意传说:一名点心师用糖和面粉做出香腻点心,为了发泄对旗兵的怨恨,命名为“杀旗下”,但不敢言明,怕遭报复,于是改名“萨骑马”。还有传说:今天广东人喝茶时由茶客自己打开茶碗盖的习惯,与茶馆服务人员曾经遭受旗兵诬陷为了避免再次遭遇麻烦有关,但实际上这些传说均是子虚乌有,萨骑马早就是满族的特色小吃,而喝茶自行揭盖的习惯也早已有之,但由此可见一些旗兵大大败坏了八旗子弟的社会形象,成为纨绔子弟、终日游手好闲的代名词。

  隐姓埋名偷天度日

  辛亥革命的炮响轰塌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阁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旗兵失去了他们护卫的王朝,也就失去了给养之源,世世代代出丁充当八旗兵的满族家庭,历来靠清王朝饷银和米粮供养,上百年来离别土地,不会种田、不会经商,没有手工业者的手艺,没有进过学堂,突然一夜之间断了薪水,被逼“下海”求生。

  今天的天字码头到中山六路(将军府地)一带是清末年间最多事的地方。辛亥年间,八旗将军孚琦被刺杀,清庭为了遏止广州愈演愈烈的革命,特派“铁碗”人物凤山将军前来接替孚琦,力图挽回颓局,在辛亥年(1911年)九月初四上任当天,凤山从水陆来到广州,由天字码头上岸后,经过北京南路附近的接官亭去将军府上任,不料经过仓前街时,又遭革命党人暗杀,当场被炸死,清庭只好让两广总督张鸣琦兼任“两广军区司令员”,过去这一职位几乎都由满族贵族担任,可见当时清廷窘迫。

  那时广州城内外有6000多部队,与革命党人剑拔弩张,城内旗兵区居民纷纷搬迁走避,商铺挂锁停业,乘船到香港和澳门躲避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广州和平易帜,成立国民政府,八旗兵被改为粤城军,后来被缴械,每人发十毫洋作安家费,清朝以来的发放的八旗钱粮统统取消,八旗子弟生活急剧下降。

  1919年出生的汪宗猷那时已经懂事,还记得跟随父亲卖鱼、卖鸡蛋的经历,后来大约六成的满族八旗子弟转而做起小商贩,女人则在家做些车鞋、穿牙刷的活计。曾经是八旗“副甲兵”的父亲汪玉泉做起了肩挑小贩,白天挑着水果蔬菜上街叫卖,晚上寄居在姐夫赵家,后来和汉族姑娘结婚,继续做小贩生意,间或做些油漆工活或者散活,七代的八旗世家开始卸下兵甲,操起切肉的屠刀。

  满族的小贩当时练就了“批生果”和“开柚青”手艺,用两把刀夹着梨,就能把果皮批去,每年中秋节柚子上市时,生果贩一边唱着卖柚子的调子,一边用牛骨做的工具把第一层薄薄的柚青去掉,做制橘红的原料,第二层柚白切出,是制糖酱油的柚皮,第三层才是柚肉。

  即便如此,辛亥革命后篡权的军阀仇视旗民,为了生存,八旗子弟埋名隐姓,隐藏满族身份,不敢公开承认,妇女脱下旗袍,改穿汉服,收起悬挂着的从东北老家带来的祖宗袋,只在除夕夜,才敢偷偷拿出来拜祭先人。就连一些满姓也根据谐音改为汉姓,“那”改为“罗”,“佟”改为“童”,“郎”改“杨”,籍贯中不敢出现东北名称,甚至镶红旗一家中,长房认作顺德人,二房认祖南海,三房自称是番禺人。

  1938年日寇铁骑践踏广州后,居住广州的满族八旗子弟和广州人一样,遭受重灾,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汪宗猷老人回忆当时不少满族家庭整户被饿死,二叔一族全家几口全部饿死,有些人甚至从日本人的马粪堆中找寻有没有消化的粮食,给全家充饥。

  当时广州满族先人多被安葬在北郊,坟墓十有七八遭盗,汪宗猷曾祖父和祖父的坟都被盗过,本来打算回到东北老家的这批先人没有料到客死之后也不能得到清静。(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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