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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乏人“满文活化石”面临传承危机
后继乏人“满文活化石”面临传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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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都市消费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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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08-25 03:50
★★★

公元1764年(乾隆29年),1000余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眷共5000多人,奉旨从盛京(今沈阳)出发,靠着极为原始的交通工具向西迁往伊犁屯垦戍边,历时16个月,行程1万多公里。

白驹过隙,243年一晃即逝。时间可以改变容颜,但却难以改变信仰……

生活在东北的锡伯族人,早已不使用锡伯语,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虽然几经战乱和大迁徙,却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展了下来,该县也就成了我国惟一保留完整的锡伯语的故乡。锡伯族语言文字与满文相通。由于会满文的满族人屈指可数,锡伯语也就成了满文的活化石,然而,与满文衰败相似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察布查尔县。

天山网讯(记者王霞摄影报道)7月15日,爱新色里镇一个普通的家庭宅院内。

天刚蒙蒙亮,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仍沉睡着。一些人却已起身摆弄家里的花花草草。在察布查尔县,几乎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勤劳是锡伯族人的一大特点。

63岁的锡伯族民间艺人佟保用锡伯语唱起了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和《西汉演义》的相关故事情节创作的《小乔哭周郎》和《四面楚歌》,高亢悠远的歌声穿过黎明前的黑暗,萦绕在上空。拜他为师的弟子们鼓起掌来,佟保老人心里却不是滋味,他知道在场的人除了自己,没人能听懂歌词的意思。锡伯人把用锡伯语翻译的名著故事的吟颂叫“念说”,而佟保老人的演唱方式比“念说”更上一个层次,叫“吟唱”,带有一定的曲调,听起来更能打动人。

历史上,善于吸纳一切外来文化优秀成果的锡伯族人民,将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俄文小说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满文或锡伯文,在民间广泛念诵,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集体欣赏文学的形式——念说,在长期的念说过程中,锡伯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诗人、翻译家、书法家和念说家,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使“朱伦呼兰比”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佟保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以前在这里生活的老少锡伯人都能基本听懂歌词,现在能听懂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更别说认识文字了。”佟保感叹道。在他看来,锡伯文字已经到了危机期……

变化

“不仅锡伯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发生着变化,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也有着明显差别。”

“俄聂 (锡伯语称呼,“妈妈”的意思)!,明年我不想订《察布查尔报》了,好多内容我都看不懂,孩子更不认识字,报纸都浪费了。”

“就是!就是!奶奶,我那些英语单词都背不完呢!怎么去学?再说了,锡伯语出了伊犁河就用不上了呀。”

“胡说!不行,必须订!要去学,不能就这么让它没了啊……”这是住在察布查尔县县城的关玉梅一家三代人一大早在饭桌上的争论话题。

68岁的永岚老人是关玉梅的婆婆,她是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在这个对民族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看来,锡伯语“是民族的骄傲”,现在惟一能让下一代亲密接触锡伯文的也只有当地的《察布查尔报》了。

永岚老人曾让女儿多学习学习锡伯文,女儿推托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她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今年47岁的关玉梅在当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在单位和家一般都会用熟练的锡伯语跟别人对话,虽然学生时代学过锡伯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已忘得干干净净,因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再学习文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婆婆永岚平时不仅会说熟练的锡伯语,还能看懂锡伯文的书报,至于她的孙子,平时除了跟她说些简单的锡伯语外,大多说汉语。

正如关玉梅的孩子所说,过了伊犁河,锡伯语就没了“用武之地”,因此,关玉梅也没让孩子在锡伯语学校上课,为这件事,永岚老人还怄了好一阵子气呢。

一种语言和文字在一家人中发生着三种变化,他们是察布查尔县很多家庭的缩影。

永岚老人常常感叹“世风”不再,“过去我们这老礼儿可多了。儿媳妇4天不见婆婆就要行大礼。”说着,永岚老人起身屈膝做了一个示范动作。

“我十三四岁,妈妈就教我做活,学规矩,学针线活。小姑娘在一起,就是玩嘎拉哈(锡伯族游戏),唱‘汗汗百’(锡伯族歌谣)。哪像现在的娃娃,传统都丢完了!”老人说,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许多禁忌。

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子、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等。

“不仅锡伯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发生着变化,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也有着明显差别。”察布查尔县文化馆馆长高俊涛总结道。

他说,锡伯族人里,50岁以上的一般都懂锡伯语和锡伯文,20多岁至40多岁的尽管可以比较流利地讲锡伯语却不认识文字,20岁以下的人虽然在学校里学习了锡伯文,但远不及40多岁的人那样熟练,并且口语词汇量方面也大为下降,不到10岁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只能听懂锡伯语。

萎缩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它,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

“锡伯族语言文字从上世纪90年代中下旬开始进入衰退期。”自治区民语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佟加·庆夫说,“现在,锡伯文在公务活动中的应用,学校锡、汉双语教学,图书教材出版等重要领域出现萎缩现象,锡伯族语言文字环境在一步步恶化……”

7月21日,察布查尔县爱新色里镇的姑娘冬梅嫁给了一位从外县来察布查尔县承包土地的汉族小伙。

像冬梅的婚姻一样,目前,锡伯族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锡伯族姑娘嫁汉族小伙、锡伯族小伙娶汉族姑娘的现象。

“嫁个汉族丈夫,你以后不用看着婆婆吃饭喽!”冬梅的朋友们的这句玩笑话是有根据的。根据锡伯族的传统礼节,儿媳妇不能和公公婆婆同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必须先给婆婆盛好饭后,自己在炕下单独吃饭。

“百塔库呐!”(锡伯语:“你好”的意思)在冬梅的婚礼上,大家相互问候着,这句最简单的锡伯语问候,现在很少能从锡伯族年轻人口中冒出了。

察布查尔县位于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交通较为不便,这种地理环境使锡伯族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受外界的影响较弱,一度使得锡伯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

但随着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人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和交融,并且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这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已经失去了作用。

佟加·庆夫说,近几年来,锡伯族人口由聚居逐渐转向散居,随着社会的发展,锡伯族人口大批向外流动,以往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开,人员流动加大,外来人口也大批迁入,民族间的通婚现象自然形成。这些在客观上使得锡伯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在不断缩小,使用功能也越来越弱化。

佟加·庆夫说,全国有锡伯族人口20万左右,主要集中在辽宁。新疆锡伯族人口不到5万,而察布查尔县有2.2万人,人口总数经普查呈下降趋势。

关玉梅的儿子浩翔(音)今年小学毕业了。他原本在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上一年级,学校实行双语教学。

然而,这所开设了锡伯语课程的学校却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因为锡伯语使用范围很小,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把汉语和英语学好,因而把孩子送到汉族学校就读。由于所在的察县一小二年级人数太少,浩翔也被父母转校了,他们希望浩翔能把原来学锡伯语的时间用来学习英语。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全都用锡伯语授课,会说流利汉语的人都很少,哎!现在太不一样了呀……”关玉梅的婆婆永岚佝偻着背,边擦窗台边用锡伯语说。

富春丽是察布查尔县一中党支部书记,2006年她调入这个学校之前,一直在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任校长。她说,察县一小的锡伯语课程每周有两到三节课,一到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学习。主要是让学生掌握锡伯语中的100多个音节字和一些简单的单词。

她说,锡伯语的最大特点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较大,口语简洁明快、易发音、易掌握,书面语结构严谨、语法复杂,需要积累相当数量的书面语词汇,才能听懂和读懂,并进行写作。事实上,只开三年的课程还远远不够,“可现在,就连3年孩子们都不愿学了”。

察布查尔县教育局相关人员也认为,全县锡伯文教学近几年走到了最低谷,过去的以母语锡伯语为主兼学汉语的教学方式现已改变,出现了以汉语为主兼学锡伯语且锡伯语教学时断时续的问题。

县教育局曾建议察布查尔县一小从学前班到三年级共学4年锡伯文,并适当增加课时,使用新编的6册教材,共320个课时,其他学科全部使用全国统编汉文教材,但限于生源问题,始终无法付诸实施。

佟加·庆夫说,文字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系统,文化中的特殊文化,如果连这个平台都没了,那传统文化就会散架。

研究锡伯族历史文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佟克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它,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

通道

西迁的锡伯族却在无意间留下了满语的火种:察布查尔县成了当今世界上惟一存活的满语的故乡。

今年中央电视台在察布查尔县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大西迁》,演员为当地锡伯族百姓。

西迁节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仍然丝毫不动地在察布查尔县举行。这也是察布查尔县至今仍保留的为数不多的锡伯族传统之一。

这个节日用锡伯语称为“杜因拜专扎坤”。过西迁节时,政府部门除了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外,家家吃鱼,户户蒸肉,届时还要三五成群到野外踏青、野餐。过去各家各户都要制作面酱(米顺),盛入瓦缸中,当做菜肴的调味品。

在锡伯族人的记忆中,锡伯族的西迁,就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壁画,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久久不消逝。

佟加·庆夫讲述了当年的历史:公元1764年 (乾隆29年),为了加强由于连年战争导致空虚的西域边境防务,乾隆帝在八旗兵中战力相对较强的锡伯兵营中挑选1020名官兵,令他们西迁到伊犁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在盛京(沈阳)的晨曦中,锡伯家庙前已是人山人海。被皇上选中的1020名西迁官兵及其家眷共5000多人要与父老乡亲们辞别,踏上西迁的漫漫长旅。

吃着送行饭,喝着壮行酒,锡伯家庙前哭声一片,虽然乾隆帝口头许诺:驻防满60年,锡伯官兵可以再回故乡。但西迁军士和乡亲们都清楚,这次允许带家属,分明不是换防,而是长久驻防,遥遥万里,回来哪有那么容易。

西迁的路漫长而艰苦。这条线路的大部分横穿现在的蒙古国境内,西迁大军经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翻越阿尔泰山脉进入新疆。

他们不仅带着帐篷、粮食、马匹、狗,还带着粮种、菜种,甚至还有火种:那是一种用芨芨草编的火绳。一根长长的火绳燃尽了,再引燃下一根。随军的还有萨满教巫师,他们相当于西方军队中的牧师,在鼓励士气的同时,他们也担当着锡伯语教师的角色。

到达驻防地后,锡伯人一边积极抵御外来侵略,一边投身边疆建设。这支西迁大军经历了战争、生存、繁衍的考验,他们不仅把象征生命的火延续下来,也把自己的文化延续了下来。

历史上,锡伯族自康熙年间开始逐渐使用满文,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教习满文书艺,到了清朝中后期,满文满语成为锡伯族公务活动和民间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交际工具,各类满文读物也越来越成为锡伯族重要的精神食粮。

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李海鹏的一篇报道说,时至今日,东北会说纯正满语的只剩下三家子屯的3位老人。

西迁的锡伯族却在无意间留下了满语的火种:察布查尔县成了当今世界上惟一存活的满语的故乡。

佟克力说,目前,满文已经是世界性的学问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专家从事满文研究,而察布查尔县是世界了解满文历史与现状的惟一通道。1947年,新疆的锡伯族对满文“动了手术”,将原有满文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增加3个新音节字符,改成现代锡伯文。

佟加·庆夫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藏有数百万件(册)满文档案,而且所有这些史料是没有汉文副本的。此外,辽宁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等单位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的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清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据计算,要把所有200多万件的满文史料全部翻译出来,需要100个人用100年。翻译这些资料的人基本都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满语专业。

据中央民族大学的记载,这个专业曾经在1964年、1975年、1989年、2000年招收过学生,全部定点投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满文史料翻译工作,由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人员编制的限制,这个专业只能每隔十余年招生一次,培养出来的学生用以顶替第一历史档案馆该科室届时的离退休人员,而按照规律,下一次招生期将是2020年前后。

佟加·庆夫说,满语从民间消失给研究清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上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门从察布查尔县挑选了12名锡伯族学员从事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现在他们都成了专家。

挽救

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就是在书写满文、锡伯文时手腕感受到的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

今年59岁的富和春是察布查尔县爱新色里镇中学的退休教师,之前还做过《察布查尔报》的编辑,同时,他也是新疆锡伯文书法研究会副会长,他能熟练地把各种书籍翻译成锡伯文和满文。

察布查尔县是世界各地满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心中的“宝地”,因为它是满语和锡伯语的“活化石”。富和春的家就是一个云集“教授”的地方,经常有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前来求教于他。他的家在爱新色里镇上一个比较偏僻幽静的地方,是由一排平房、绿油油的菜地和美丽的花池组成的。

记者来到他家时,他正在专心翻看溥仪所著的 《我的前半生》。富和春应北京满文研究中心邀请,要将这本满清末代皇帝的自传翻译成满文放到网上供人阅读。

富和春说,到清朝后期,满族人逐渐汉化,已经很少使用满语,民国建立后,满族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满族人会讲满语了。目前满族人通用汉语,能够使用满文、说满语的人只是极少数专家。因此,满族人正在大力倡导恢复本民族语言的计划。锡伯文是根据满文略加修改而成的,所以,他也能流利地书写满文。

“这里虽然有很多人都会说锡伯语,但文字学得不好。”富和春说,去年7月察布查尔县进行了空岗补员招考,主要招锡伯语老师,县里让他来出题,没有人能完整地把一篇小文章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这说明,很多老师对锡伯书面语掌握得就不好。

对于富和春来说,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就是在书写满文、锡伯文时手腕感受到的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话在整个爱新色里镇显然难觅知音。

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在正处于危机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不能丢弃,不能让锡伯文字继续退化。”察布查尔县副县长关桂珍说,“学习锡伯族语言文字不是锡伯族一己之需,这不但直接关系到清代历史的研究,更事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及其传承与发展。”

察布查尔县委及政府部门为保护锡伯族文化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先后办起了锡伯族文艺团体、锡伯语的广播、电视等。

关桂珍连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曾多次建议国家加大锡伯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力度。在她的倡议和积极努力下,察布查尔县的8个乡已经开始启用锡伯语教材,并且开办了锡伯语扫盲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锡伯族特有的传统节日西迁节也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一。

她说,从去年开始,察布查尔县政府在本县范围内对满文、锡伯文的语言使用程度及其文化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留存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并有重点地对70岁以上会满文的锡伯族老人和民间艺人进行了调查,逐一进行录音、录像、图片、文字资料和实物收集工作。

2006年,国家民委、自治区民语委和察布查尔县政府共同在县上举办锡伯语言环境建设培训班,今年还准备举办第二期。

“抢救锡伯语言和文字,不仅对锡伯族自身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对于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和语言的生态平衡来说也很重要。”佟加·庆夫指出。

行动

在现实生活中,锡伯语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对于下一代就不好说了,那么再过一代呢?我们无法对此作出肯定回答。

佟加·庆夫说,他们调研发现,锡伯族群体内部对于语言文字的发展此前存在着不同态度。一部分人认为,语言文字是民族的一个特征,有必要保证一定的语言使用环境,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留存;另一部分人认为,过于强调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会限制本民族对外的交流与发展,让儿童加强汉语、英语的学习和运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才是当务之急。

今年8月,佟加·庆夫再次到察布查尔县进行考察,他和有关专家希望这里能成为世界满语、锡伯语培训中心,能将宝贵的民族文化保留并传承。

自治区民语委民术办的副研究员奇车山一直致力于锡伯族语言档案的建立,两年来,他已通过摄影、录音等手段收集了17种锡伯族语言资料,他做过一项调查,超过90%的锡伯族人都认为丢掉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很可惜。

目前,察布查尔县有近4000名锡伯族学生进入国内外大专院校深造,其中一些人攻取了硕士、博士学位,一部分留学英、美、法、俄、瑞典等国,县里几乎家家都有大中专学生在外求学或已经毕业。

从2007年年初开始,这些在本地和外地工作的锡伯族年轻人已经着手延续本民族文化的“生命”。

一位名叫乔金奎的锡伯族人建立了“锡伯人”网站,这个网站成了全国第一个以锡伯文为主的双语网站。乔金奎还带领其他人建立了锡伯族人QQ群,群里的锡伯族朋友的网名大都用自己的乳名,这个群里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朋友,他们中会说锡伯语的用同音汉字来标注自己想说的锡伯语。

“如今,锡伯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特别是锡伯文,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大多数锡伯族青少年已远离了自己的母语和文字。在现实生活中,锡伯语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对于下一代就不好说了,那么再过一代呢?我们无法对此作出肯定回答。到那时,可能没人会说锡伯语了,更谈不上认识锡伯文了,只能到研究机构查询……”年轻的锡伯族人在网上表达着自己的担忧。

佟克力说,自己的女儿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女儿不懂锡伯族文字,可每年都订《察布查尔报》。“她说,看着它,才感觉自己是锡伯人。”佟克力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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